移民到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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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雪琳

盛夏,当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都处于炎热炙烤中时,地处云南高原的大理却透着丝丝凉意。此时正值大理雨季,阴雨连绵不断,气温也随之降低至十几度,人们甚至需要穿毛衣御寒。

难得的一个晴天,王金丽早上七点起床,骑着摩托车从大理古城的院子来到洱海附近小邑庄的农场,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从农场里摘下香草,泡一壶香草茶,吃几片自己做的面包、油炸的咸鱼,然后便摘菜、洗菜、配送给古城她的朋友们。

她经营这个有机农场三年了,离开北京也有五年。曾经,她是北京那座大都市里万千个奋斗者中的一员。她自己设计服装、首饰、珠宝、工艺品,开拓市场,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但某天,她突然厌倦了整天以赚钱为核心的生活,便放下北京的一切来到大理,在双廊的客栈做过义工,开过餐厅,慢慢地对食材有了要求,便开始经营自己的农场,回归与土地、昆虫、食物相伴的生活。

在大理,像王金丽这样从中国发达城市迁移而来的人很多。他们曾是都市里的白领、商人、媒体人、互联网从业者、建筑设计师、艺术家……但在过去几年里,都选择离开大城市,来到大理扎根生存。

逃离都市成为了近几年来中国反复出现的潮流,每隔几年便会兴起一次。2010年、2013年、2015年前后都曾出现一波“逃离北上广”的风潮。很多人在那些年前后离开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向杭州、厦门、武汉、成都等城市分散,开始寻找更适合自己、也更宜居的城市与生活方式。

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历程,在造就了中国中东部数个人口千万的大城市之时,也带来了城市病:房价高昂、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中国城市人群开始出现更多样化的生活选择——赚钱、在都市里奋斗、成为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这样的人生不再是唯一的追求。在度过了生存焦虑、关注如何从外部世界获取生存资源之后,不少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自己:我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想过何种生活?

“收入到了一定阶段,都会有这种现象。”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说,最早是老人因为健康原因有这种流动,主要是50后、60后,财产积累要好一些。但近两年,很多70后、80后也加入了这一流动,人口规模增加很迅速。

在对“理想城市”的追寻中,地处中国边陲地带的大理成为了一个特殊标本。2013年新周刊做了封面报道《大理,让人变小》;2014年中国国家地理以《大理,寻找理想国》为名作了专题,专题中写道:“去大理买房、去大理定居,一时间成为了大城市文人圈里的风尚。”

与杭州、成都等二三线城市相比,大理只算得上是中国的五线小城,但却以其自然风景和温暖气候吸引了许多深受环境污染与大城市病困扰的移民。而相比于海南三亚、广西北海这些自然环境更好、更适合养老度假的城市,大理又吸引了不同国家、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前来这里工作、生活、定居。

除了白领、商人等职业人士,大理还不乏多年扎根于此的公众人物,比如作家野夫、导演张扬、民谣歌手周云蓬、张玮玮、张佺、画家韩湘宁等。而云南本土艺术家杨丽萍、叶永青等,也为大理的文化多样性奠定了基础。更早之前来到大理的西方国家嬉皮士,为这里打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基调。

他们无不成为大理这几年大量吸引外来移民的缘由。

根据大理市人民政府门户网公布的数据,2010年大理市的常住人口为61万人。2015年底,这一数字为66.65万人。而云南白族作家施怀基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迄今大理常住人口已是86万人。

“互联网、信息化,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工作上可以满足,公共服务也可以满足。原来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出去进来都很难,现在交通和时间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空间上没有障碍。”王广州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这个现象会变得更常见。”

但放眼中国,王广州仍将目前移居大理这样的城市定义为“一种现象”,而不是主流。“如果华北雾霾不退,以后的人口走势很难预料。”王广州说。

人口学专家、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黄文政也认为在当前的体制下,真正的移居还存在制度障碍。

“中国有户籍,福利也跟户籍挂钩,这导致大家觉得户籍是个身份的象征。户口不换的话,医疗、教育都很难变换,心态上难有长久的打算。如果你是北京户口,很难会愿意换成云南大理,以后小孩上学可能还会回到北京。”黄文政说,向大理的迁移更可能是候鸟似的,而非长远。

移居大理面临的更大不确定因素,则是来自环境与政策的不确定。

经历了这两三年的移居、旅游高峰后,大理面临着洱海污染、生态环境受损的困境。3月31日,大理政府发布公告称,为保护最为稀缺也最脆弱的旅游资源,4月1日起10日内,洱海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核查。根据云南旅游局的统计,当时环洱海区域有2000多家客栈、餐厅。

但生态保护的另一面,也让不少从大城市移居过来的人们付出了代价。洱海边上,投资数百万到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客栈处于歇业状态,也不乏负债累累却开业无期的人们。许多来大理追寻自然生活、诗与远方的移居客,陷入困境。

2017年,地处边陲的“大理想国” ,有著美丽与诗意,却也伴随著沉重与哀愁。《商业周刊/中文版》记录下了大理新移民们千姿百态的故事,既充满理想与诗意,也不乏现实的艰难与刺痛。它足以构成一部与众不同的国内迁徙史,揭示着当前中国社会迅速变迁的背景下,个体对理想生活的求索、实现、无奈,甚至幻灭。

王丽萍很早就到大理生活,按照大理古城移民群体的说法,是一个“老大理”了。她第一次经过大理是2000年,对这里一见钟情。“我一到这里就被吸引了,觉得这就是我属于的地方。”王丽萍说。很快,她便从当时短暂停留的拉萨搬来了大理。

此前,王丽萍在深圳呆了两年,在一家手机通讯公司里给一个英国人担任总经理助理,这是她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但在深圳这座热气腾腾、人们蠢蠢欲动寻找发财机会的城市里,她一直没有归属感。

“周围人讨论的都是房子、车子、挣多少钱,我觉得自己完全不属于那里。”她说。大理则以其独特的自然之景与人文环境,让这个漂泊者感受到回家般的归属。“它不大,这么近的距离内有山有湖,坝子里还有居民、田野,和生活气息浓郁的城镇,这种地方非常少见。”

“那时的大理,人少,像电影城似的,好不真实,古城内临街商铺和一些民居都很新,白白的墙,白族人在上面画画、写诗。当地姑娘和阿奶穿的衣服整齐、清秀,我都很喜欢,觉得很浪漫。”王丽萍说。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海拔2090米,四季温差不大,最热的7月平均温度也不过20度,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8.5度。

苍山和洱海构造起大理有山有水的自然环境。苍山呈南北走向,形态优美,层次与线条极为丰富,常年被绿树森林覆盖,白云缭绕在腰际山顶,有如仙境。洱海是一个高原淡水湖,在高原蓝天与翻滚云朵的映照之下,呈现出蔚蓝夺目的色彩与宫崎骏动画般的画面,也是大理最为吸引旅行者的景致。

早在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就曾给大理以赞誉:“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唯大理得之。”王士性捕捉到了大理最为吸引人的一个特征:结合了旅游所需的山河美景与定居所需的温和土壤。若用当代话语解释,便是“诗与远方的目的地、家与乡愁的归隐处”。

许多移居大理的人,莫不是被这一特性所吸引。即使许多人曾极尽漂泊,也会在大理停下来生活。

王丽萍曾在苍山上海拔2600米处开了一家高地旅馆,经营了八年,直到在印度旅行时遇见现在的丈夫、瑞士人Walter Köchli,便去瑞士生活了五六年。敌不过对大理的想念,两人2016年夏天回到大理,在苍山下的村子里租了个院子,以做素食和禅修为生。Walter Köchli对于佛教、禅宗的兴趣浓厚,曾在缅甸出过家,也在印度、西班牙等地修行过,来大理后继续从事禅修。

有意思的是,Walter Köchli和王丽萍在大理做禅修时,发现中国人在精神、情感领域存在着很多问题,却找不到出口。“很多人来禅修时,会抑止不住地大哭。”Walter Köchli说,“过去三十年,中国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物质水平,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过到了一定程度,人们会面临精神与情绪上的压力,并需要寻求解决方法与渠道。”

在王丽萍的观察中,前来禅修的很多人心里积压了沉重的情绪压力,“这些压力或许不是某个人引起的,就是这个社会带来的,是社会里淤积的复杂关系带来的。”她说。

在城市里奋斗多年的人们,多少在大理寻到身心协调统一的状态。“城市生活有它的好处,只不过人生有很多种选择和方式,我只是选择了多去尝试。” 王金丽说,“人生只有一次,我们有大好青春,为什么不多尝试一些,省得自己老了后悔。”

而相比于城市生活,大理让王金丽觉得“更能做自己,而不是别人”,因为没有在一个组织里去扮演其他角色的压力与必要。

她发在朋友圈里的农场生活照片,也带给了许多城市朋友以慰藉。有一天,一个在北京上班的姑娘给她发来了很长一段话:“你知道吗?我每天一大早起床,钻进楼下的地铁,到站后又直接从地铁站进入楼上的办公室,几乎看不到太阳,可是点开你的朋友圈,看你发的大自然里的花花草草、长在地里的蔬菜、在农场里自由散步的羊,心里就觉得舒服、平静。”

每个月,王金丽都会收到类似的留言、对话,以至于她在农场里养的小动物们,都成了朋友圈里的网红。

从香港来大理的叶顾明和妻子段菲菲,对于高度发达的城市给人带来的异化更是深有感触。“香港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地方,我们在大学里念书老师都会教我们如何去做一个职业化的人。” 叶顾明说,毕业后工作就是成为这座城市里一颗高效运转的螺丝钉。

在香港八年之后,他们开始考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更自由、更具创意的生活。2013年,曾经在大理呆过一个月的叶顾明,和同样喜欢旅行的段菲菲商量后,决定移居大理。他们在苍山下的石门村找了个破旧的老院子,自己动手,改造成喜欢的模样,做成了民宿,放在Airbnb上整院出租,收入足够两人在大理的生活。

2016年,他们又在喜洲古镇附近的村子遇到一个院子,坐落于田野之中,被风景打动的他们将之租了下来,开了一家甜品咖啡馆。生活再次变得忙碌,但却因为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是为自己工作,而不觉辛苦。

他们也会思考离开香港来大理是否是正确的选择,但每一次回到香港,看到人们站在地铁里拿着手机、游戏机时的样子,便不愿回到这样的状态。

叶顾明也对大学同学的经历深有感触:“他在香港一家连锁便利店做采购,有一次和供应商在电话里为价格吵到天翻地覆,爆粗口骂娘,但放下电话后转头就平静地对同事说,嘿中午去哪里吃饭?”

这种分裂让同学本人感到震惊,也让叶顾明感到不可思议:“这就是高度职业化的结果,人是割裂的。”

很多人忘了,在生存焦虑之外,人类还有一种对生活质量的需求。

杨俊峰在广州生活了十几年,开了自己的公司。2010年前后,抱着为女儿考察非体制内教育的目的来大理,却被这里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吸引,2013年移居大理。

对广州的公司,他通过股权激励的方式,让年轻人持股,经营管理也放手让他们去做,自己只是每一到两个月去一趟广州,提供咨询建议。他说,每次到广州,一下飞机他便感受到大城市扑面而来的奋斗气息,有种上战场的感觉。杨俊峰说,大城市有股推动力驱使着人去工作、奋斗,去迎接挑战,大理却是工作与生活相结合的地方,“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大理,很多人是出于兴趣而工作,他们曾经可能是大城市里的高级白领,但到了大理就变成了手艺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种转变是有时代基础的。

“我是70后,我们的父辈经历过社会动荡和严重的经济匮乏,他们血液里有着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也会传递给我们。而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有强烈的生存焦虑,在学校里要努力读书,通过读书留在大城市,然后进入社会努力打拼,才能生存下去。”杨俊峰说,但社会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成功是需要冷静看待的,你可以选择设计自己的生活,所有的意义都是你赋予的。

如今,吃素多年的他在大理床单厂开了一家素食农场餐厅,想为大理这个多样化的小城市提供更多样的选择。

杨俊峰最喜欢大理的一个特征是“多元化”,“多元化让大理与众不同,既有来这里晒太阳的嬉皮士,也有专注于自己兴趣的手艺人,当然也有过来创业的人,但大家互不干涉,尊重对方的选择与生活。”

对大理多元化深有感触的人很多,做图书出版的涂志刚也是其中之一。

涂志刚 资深媒体人 2016年移居大理 做独立出版

原《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涂志刚和妻子在2016年从北京移居大理。多年来围着书打转的涂志刚,来到大理后继续做书,不过从媒体人切换到了出版人的角色。

涂志刚的理想是做一家像法国“午夜出版社”这样的出版公司,这家不到10个人的出版社,却发掘出萨特、波伏娃、罗伯格里耶、贝克特等一大批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作家。涂志刚也希望能帮助中国具有才华又独树一帜的作家出书,出版真正有价值、但又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书籍,在涂志刚看来,大理是非常适合做这样一件事的地方。这里的人形形色色,且有不少文化异质体,与已经形成稳定价值体系的大城市不太一样,这里更加多元,人们也更有自己的个性与表达,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

尽管地处西南边陲,大理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以大理为中心,将自己的事业向全国扩散。

李烨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后来又去了哈佛大学建筑系深造,在北京上海纽约都工作过。去美国之前,喜欢山水的他判断未来中国的西部、乡村会成为新的发展前沿,所以2013年回国后便选择了地处西部的云南,在大理创办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

大理,是他眼中多样化交织的中心。往北,靠近青藏高原,有藏族、纳西族,大理本地有白族,往南有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傣族,还有临沧、腾冲、瑞丽等各有特色的地方。他憧憬着以后能给事务所出版一个作品集,名字就叫做“从雪山到雨林”。

总部设在大理,业务却不止于此。在安徽黟县,他正在做一个地处乡村的书院兼酒店;在杭州,设计一所创意大学的校园规划;在四川丹巴设计喇嘛庙,在彭州设计村民中心。

而住在大理,他享受这边的苍山洱海好天气,喜欢在上班前去人民路上吃个早饭,晚上在院子里看黑夜中的苍山,休息时开着车去附近的乡村原野大山……

张胤的咖啡学院与李烨的事务所同位于大理床单厂艺术区。五年前与妻子离开家乡山东淄博,张胤试图找一个安静的小城,换个环境换一件事情做。路过大理时觉得这里不错,便租了个院子留了下来。偶然的机会去人民路上的咖啡馆玩耍,认识了老板娘,开始在店里工作,也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咖啡人生。

做手冲咖啡、烘焙豆子、与咖啡庄园建立合作关系、开咖啡馆、成立咖啡学院培训咖啡师,五年,张胤从一个对咖啡一无所知的人,变成了涉足整个产业链的专业人士。他的咖啡馆也从大理古城叶榆路上的一家,变成了新民路、苍山小院的连锁店。八月,他将前往昆明,计划开三家咖啡馆。更大的计划是将咖啡馆开到北京上海。

“我没有太多社交,烘豆子就可以烘一天,关在山上的房间里也可以呆一天,或者给猫铲屎铲很久。”张胤说,开咖啡馆于他并不是情怀,只是偶然的机会接触了咖啡便一直做了下来,如果换成别的事情也会一样做下去。“人始终不是活在别人的目光和比较之中,还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与生活。”张胤说。

同时,大理也是一个深受西方嬉皮士喜欢的地方。“嬉皮士选择一个地方有两个标准,地方好,物价低。嬉皮士不喜欢上班,不喜欢无头无脑地去给人家干活儿。”来自美国的魏道(Evan,但他更喜欢用中文名)说。

魏道称自己为准嬉皮士。生于新奥尔良的魏道,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念中文,毕业后参加中国孔子学院举办的“汉语桥”大赛,得了华盛顿赛区的第二名。本应是第一名去北京参加决赛,却因为组委会联系不上第一名,机会便落到了魏道身上。魏道得到了免费往返北京的机票,从此留在中国,没有用过那张返程票。

在北京上海呆了六年后,魏道和朋友骑自行车环游中国,途经云南时喜欢上这个阳光充足、植物丰富的地方,便请在中国的朋友帮他介绍云南的工作,由此来到大理的民宿喜林苑。

在喜林苑,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他们离开喜林苑后,在苍山下租了一个院子,一年半以后儿子在这个院子里出生。

住在院子里,魏道既做翻译,也自己酿各种类型的啤酒、金酒。“我喜欢喝酒,18岁时就开始自己酿酒喝。”他说。

翻译与酿酒之外,他还尽可能地自己动手做许多事情,比如自己制作熏肉、美式香肠。“尽量避开工业文明,找方法不上班也能够养活一家人,要做到这种生活并非易事。”

十多年来,移居大理的现象也催生了更多的探索与可能性,教育便是其中之一。

在大理,遍布着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公立到私立,从传统文化为主到西式教育模式的学校,再到偏重灵性探索的组织,散布在大理古城和附近的镇子、村子。

猫猫果儿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嬉戏

猫猫果儿幼儿园是大理较早的教育机构,创办者陈钢曾是一位人类学纪录片导演,也在香格里拉的乡村创办了一所已历时十年的支教学校。停留在大理开客栈几年后,儿子面临上幼儿园的问题,他决定自己办一所。

从最初的四个小孩,到如今60多个孩子,并开办小学,陈钢的每一步都是在未知中探索。

在猫猫果儿小学,学生们并不像公立学校的孩子们一样,接受按部就班的语文、数学等学科教育,而是每学期以一个项目为中心,探索诸如垃圾的产生与分类等课题,同时辅以英语、美术、音乐、戏剧等课程。

“所有的体制教育都无法避免‘同步达标’。”陈钢说,这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工业时代同步达标是最高效率,它会要求人异化,你当老师了,就不能有嬉皮相。因为工业时代追求规模和效率,它要解决的是匮乏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已经从工业时代的残留到了互联网时代,再到人工智能时代,这是巨大的变革。” 

大理不少新移民都将孩子送到了猫猫果儿,彭芳和聂良非的儿子铛铛便在猫猫果儿从幼儿园念到小学,如今已上三年级。刚到大理时,他们将儿子送入了本地的公立幼儿园,但看到孩子每天干干净净地回来,还有认字作业,状态不精神,而猫猫果儿的孩子却显得活泼可爱,对比之下便选择了猫猫果儿。

在幼儿园升小学时,陈钢再次打动了聂良非。

“他说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到了十七岁时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拥有追求幸福的能力。”聂良非说。他们看到儿子在进了猫猫果儿后,虽然会在泥土里打滚,却十分快乐活泼,便继续新式教育。“我也算是好学生,进了好大学、好公司,去了国外留学,逐渐认识到幸福是靠自己感知和定义的。以前我也并非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何不让孩子去做新的尝试呢?”聂良非说。

彭芳经常帮朋友装修、接触大理的装修工人,对于儿子的期待更是贴近生活,学木工、练好厨艺,将来去世界各地都可以凭借一技之长找到工作。

涂志刚的女儿正在上小学一年级,就读于大理的华德福学校。从一开始,涂志刚就没打算让孩子进入公立学校,“中国体制内的教育竞争性太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在更自由的环境下发展,学会自我教育,也就是有自己的兴趣,会跟随着兴趣去探索、发现,自己做决定,并为之负责。”

但对新式教育放心不下的家长也不乏人在。骆歌是广州人,因为不满意女儿在广州念幼儿园时过早地开始填鸭式教育,学习100以内的加减法,便带着女儿到大理,念一所混龄式的私塾学堂,在自然中玩耍学习。

到了小学阶段,骆歌却考虑更多。“大理的体制外小学不少是学堂混龄制,6岁到10岁的孩子接受力和学习能力差距已经很大,因为资源制约,学校不可能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学习内容和计划。”骆歌说。此外,学校的教学内容、师资、老师和学生的流动性,都是她顾虑的因素。种种考虑之下,她还是带着女儿回到广州念小学。

问题不只这个。随着大理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物价也在水涨船高,一些嬉皮士离开了大理,留下来的也离开古城,搬去周边的村子里。

阴雨天,大理古镇的街道

许多人都怀念2013年以前的大理,尤其是人民路。“那时人民路上有许多好玩的人和店,摆地摊的,卖唱的,杂乱有趣。现在的人民路太干净整洁有序了,有趣的人与店都消失了,不好玩。”魏道说。和许多“老大理”一样,他现在也很少去人民路,“大理变得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无聊。”

书店“海豚阿德”是人民路上消失的店之一,这曾经是人民路甚至大理标志性的一家店铺,店名取自台湾歌手陈升的同名歌曲,陈升来大理时也曾专门去书店参观,店主翟国泓陪着他环洱海。

但2016年,书店因房租上涨而不得不撤离,搬去了更为清静隐蔽的床单厂艺术区和喜洲海舌公园景区。“2012年租下来的时候,一年的房租才1.8万,之后几年也涨了些,差不多3万一年。”翟国泓说,到了2014年以后,他开始扛不住整个人民路迅猛上涨的房租压力了,2016年不得已转了出去,接手的是一家卖工艺品和黑糖的。据翟国泓的了解,房租已是十五六万一年。

2013年是大理开始起变化的一年,2014年以后变化则十分迅猛。那年,前来大理旅游的人数2600多万人,比上一年增长18%。2015和2016年的数据分别是2900万人和3800万人,势头凶猛。大理的很多客栈老板都记得这几年春节时人满为患的景象,大年初一到初五,常有游客凌晨一两点还在四处寻找客房,很多客栈连大堂沙发和一床被子都能卖出几百上千的价格。

移居的人也多了起来,带来了大理古城附近房价的翻番上涨。一个名叫山水间的小区,被戏称为大理市北京小区,里面住了许多从北京过来的人们,房价也从2015年的不到9000元一平米涨至2万。

2012年移居大理的民谣歌手周云蓬,不再将大理看作一个偏远的高原小城。

“有的地方的人流量比北京还大,菜市场的菜比北京贵。”周云蓬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大理越来越被大环境同化了。在大理我们也开始谈污染问题、水质问题、房价问题,这也是在北京经常谈的话题。”

2017年初,他写了一篇文章《说说大理的坏话》,列举了近年来大理种种不好的地方:洱海爆发了好几次大规模的蓝藻,水质污染日趋严重,有变成滇池第二的可能。苍山上的溪水也有断流的危险,等到苍山洱海不能阴阳互补,大理的生态就崩溃了。当地人跟外来者矛盾重重,大批新移民导致大理物价飞涨,本地人再也不能悠闲平和地烤太阳过日子……

环境的压力是所有矛盾中最尖锐也最脆弱的一环。据“北京时间”的报道,云南白族作家施怀基说,洱海流域环境人口承载容量极限为50万人,但目前已有86万人,并且每年还有上千万的游客到来,带给洱海及周边环境的压力是巨大的。

洱海在2017年1月较冷的时刻出现蓝藻,让所有以洱海为生的人们都吃了一惊,那意味着洱海的水质在向富营养化发展。大理政府的应对举措力度极强,3月底宣布关闭所有海边的客栈餐厅,无一例外。

杨俊峰在双廊的酒店也在其中,他的酒店从2013年开始建设,历时两年,投资过千万,2015年初开始营业,至两年后关停,尚未收回成本。如今,他仍然没有得到消息何时能够开业,甚至是否能够重新开门。

刘云也同样在等待。她是湖北人,在武汉生活了二十多年,曾在外企工作,后协助丈夫创业、打理家族公司,十多年下来积累了厚实的家底。2014年,刘云来大理游玩,立刻喜欢上了苍山洱海人民路。“我和先生始终有回归田园生活的想法,苍山洱海就是最好的地方。”她说。第二年,她便带着儿子来到大理。儿子上学,她开始在洱海边建设酒店。

投资1000多万的酒店,寄托了她对大理美好生活的期望。在关停前夕,曾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安装了排污设施,但当全面关停令下来时,仍然逃不过关停的命运。“很多人来大理追寻的诗与远方,都已经幻灭了。”刘云说。

采访中,不止一位客栈老板说,除了极少数在大理古城或下关还有其他生意的,大部分来自昆明或省外大城市的客栈老板都已经走了。曾经游人云集、聚集了大量外地客栈老板的双廊镇,如今已经人去楼空。

许多人卖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的房子来到大理开客栈,如今客栈关停失去了经济来源,每月还要还数万的贷款,资金链断裂的危险就在眼前。

“2012年及之前是大家心中理想的大理,那时从外地来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生活。”在双廊有一家甜品店的大城说,如今很多人处于“悬浮”的状态,一切悬而未决,不知道该干嘛。

飘满浮萍的洱海

离开的人们已经离开,去了新的城市甚至国家开始新的生活。曾在双廊开客栈的陈阵,在洱海客栈关停之前便已经决定离开日益喧嚣的大理,移居去了日本。

当周云蓬被问到是否会离开时,他说:“觉得不好就离开,我们生来就不属于某个地方。”

不少留在大理的人们都保持着开放心态,将离开或者留下看成顺其自然的事情。“也可能有一天就离开大理了,没有非呆在哪里不可。”正在将咖啡馆向更多城市扩张的张胤说。王金丽也同样如此,不愿意被固化、僵硬的观念捆绑住。

Walter并不知道几年后他和丽萍会在哪里,中国的发展变化太过迅速,让一切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谁也不知道明年、后年的大理会是什么样子。谁知道呢?”他说。

叶顾明和段菲菲还在策划着更多可能,民宿已走上正轨,刚开业的咖啡馆尚需时间经营。带着儿子回武汉上学的刘云,仍然会不时回到大理查看酒店和仍然正常运转的香草园。杨俊峰则一边等待,一边热情投入到餐厅的经营。

全家人都生活在这里的陈钢、魏道、聂良非、涂志刚,以及更多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都在大理稳定地生活着,或许某一天孩子的教育问题会引发居所的变动。

翟国泓曾想在2017年离开大理,却不知道去哪儿,似乎没有哪座城市吸引人前往、停留,于是他依旧留在大理。这里还有他所熟悉的朋友们,譬如和他一起做书店、出版的李烨。李烨主业经营的建筑设计师事务所已有十来人,身为创始人的他仍将以大理为基地实践自己的建筑理想。

而离开的人们,却会想念大理。“每次离开一段时间就会很想。”采访中,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过。已经移居京都的陈阵,经历了京都冬天的寒冷与梅雨季节的闷热,常常怀念大理四季如春的气候。在大理仍有置业的他,依旧打算将来回大理养老。

(本文原刊于《商业周刊/中文版》总第387期)

撰文:谢雪琳 编辑:范荣靖、杨贵、李文一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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